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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31日下午，華為公司舉辦2019年報發布會，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發表講話，並通過Welink連線全球80多家媒體，回答了關於業績和業務發展以及近期的熱點問題。以下是其講話和答問的紀要。 1/ 徐直軍的講話全文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參加2019年年報發布會。 2019年對華為是極具挑戰的一年，在客戶和合作夥伴的信任與支持下，華為保持了穩健經營，取得了基本符合預期的經營結果，也為我今天的年報發布打下了基礎。 2020年的疫情無疑是全球所有人關注的焦點，華為非常希望疫情能夠快速過去，一切恢復到正常的生產生活。在國內疫情得到控制以及海外疫情正在發生期間，華為高度重視，在第一時間全面開展疫情的預防和控制，在確保員工健康安全的基礎上，響應和滿足客戶與政府的抗疫需求。截止今日，華為在中國的生產活動基本全部恢復，同時我們與運營商一起保證網絡的安全穩定運行，並通過數字化的創新與應用，助力抗擊疫情。 2019年，華為基礎設施和智能終端，全年實現銷售收入人民幣8588億元，同比增長19.1%，過去5年的複合增長21%；全年實現凈利潤627億元，同比增長5.6%，過去五年的複合增長率14%；全年實現經營活動現金流914億人民幣，同比增長22.4%，過去5年的複合增長15%。 2019年華為公司實現了穩健經營，保持了基本穩定的凈利潤率和健康的現金流。從公司3個業務的銷售收入來看，消費者業務快速增長，實現銷售收入4673億人民幣，同比增長34%；企業業務實現銷售收入897億人民幣，同比增長8.6%；運營商業務在運營商投資波動的情況下，實現銷售收入2967億人民幣，同比增長3.8%。 從公司分區域的銷售收入來看，中國市場實現銷售收入5067億人民幣，同比增長36.2%；海外業務受外部環境影響，收入同比下降1.6%，其中歐洲、中東、非洲地區實現銷售收入2060億人民幣，同比略增0.7%；亞太地區實現銷售收入705億人民幣，受運營商市場投資周期波動以及消費者業務GMS影響，同比下降13.9%；美洲地區實現銷售收入525億人民幣，同比增長9.6%。2019年公司現金流達到2589億人民幣，比上年增長32%，與此同時，資產負債率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 華為一直追求並保持穩健的資本結構，雖然業務及外部環境有變化，但整體資本架構穩健。 華為公司多年來高度重視技術創新和基礎研究，堅持每年將收入的10%以上投入到研究與開發。2019年研發費用支出為人民幣1317億人民幣，摺合美金189億，約占全年收入的15.3%。近十年華為公司累計投入的研發費用超過人民幣6000億，摺合美金為860億。到目前為止，全球研發人員9.6萬多名，約占公司總人數49%左右。 多年來，華為公司尊重和保護智慧財產權，我們認為尊重和保護智慧財產權是創新的必由之路。我們尊重他人的智慧財產權，也尊重和保護自己的智慧財產權。2019年，華為在全球共獲得授權專利16243件，其中中國授權專利5147件，歐美授權專利8756件，占54%。同時根據歐洲專利局最新數據，華為歐洲專利申請量排名第一。全年全球累計授權專利85000多件。 以上是我簡要介紹2019年華為公司的經營經濟情況，也是財報裡面的數據。下面我談一下我對未來的看法，以及我們各個產業的發展戰略。 從1760年的工業革命到今天，人類社會從未如此繁榮，與此同時，面臨的社會挑戰也從未如此之大。這些挑戰包括地球氣候變暖、自然災害頻發，我們正在經歷著新冠病毒的威脅，社會分化的束縛和不平等正日益嚴重，網絡已經成為人類生活的基本組成部分，其影響和作用只會越來越大，而不是相反，因此網絡安全挑戰只會更大，不會更小。單邊主義越來越嚴重，這種基於焦慮、慌亂的做法正在阻礙，而不是促進問題的解決。 地緣政治持續動盪，把幾乎所有的問題政治化，正在成為一種危險的趨向，這只會製造更多的動盪。可持續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不足，最根本的問題是發展的問題，如果不能有效驅動持續的經濟增長，我們將很難解決問題。不難理解，儘管有地區動盪，全人類社會對繁榮發展的追求是永恆的。如何克服挑戰，儘快走出動盪，實現更高水平的繁榮，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議題。 我們認為首先要樹立發展優先的觀念，不能因為過程挑戰，就因噎廢食，放棄發展。沒有發展，就永遠沒有答案，同時要加強全球合作。今天的諸多問題是因為全球化而引發的副作用，但不可能通過回到割裂的農耕時代去解決，也不能以疫情發生的方式去解決。正在發生的新冠病毒就是一個例子，只有加強合作才能解決。 全球繁榮與挑戰的本源都是繼續創新，尋找答案依然要靠繼續創新。徹底解決技術創新的挑戰，首先要依賴技術創新。這雖然不是答案的全部，但是答案的根本。我們要發展可信標準，重建互信，最現實和緊迫的技術創新是要應對日益嚴峻的網絡安全挑戰，全球合作建立和發展可信共同標準，分享最佳實踐，促進全球復興。 應對全社會性全行業性的問題，特別是根本性的發展問題，要打下堅實的基礎設施，特別是ICT基礎，這是全球的共識，但還不是全行業一致的行動。不誇張地說，當下的很多問題，與不平衡的基礎設施水平不無關係，應該重新審視政策並重新定義基礎設施政策。切實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是當務之急，ICT基礎設施已經成為最基礎的基礎設施。建設全連接、數字化、智能化的基礎設施，是促進發展、應對挑戰的最根本方案。這也是我們的認識，是我們對全球發展的建議，也是我們致力於實現的目標。 我們堅信未來二十年、三十年人類社會必然走進智能社會。我們與相關大學、機構的研究表明，各行業數字化自動化進入快速發展期將帶來巨大的發展潛力。2019年全球數字經濟規模達到15.6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的19.7%，預計到2025年，這一比例會達到24.3%，數字經濟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全球經濟增速，2019年數字經濟的增速3.5倍於全球經濟增速。在投資撬動比方面，分析表明，過去30年中，數字投資每增長1美元，都將撬動GDP增加20美元，而非數字投資的平均撬動比僅為1:3。 對於華為來講，我們聚焦ICT基礎設施和智能終端，使數字化和自動化聚焦投資連結雲與計算、智能終端三大產業，在連接方面，我們以超大帶寬、超低時延、海量連接為特徵的5G技術將會為消費者帶來極致的體驗，助力各行各業加速數字化、自動化的進程，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 我們將積極推進全球5G發展，聯合行業的領先企業，構建可大規模複製的5G行業運營繁榮與5G生態，助力運營商和各行業夥伴、客戶的商業成功，創造更大的商業和社會價值，協助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加速，企業需要部署更大的帶寬、服務等級協議可承諾、可智能運維的智能IP網絡。 2019年，我們發布了基於AI的5G綜合承載網絡、智能無損數據中心網絡和全無線園區網絡等一系列的解決方案，我們將持續創新投入，深入客戶聯合創新，持續引領智能IT網絡的發展和相關標準的成熟。光纖網絡由帶寬驅動走向體驗驅動。2019年，我們發布了智簡全光網戰略，不僅為千家萬戶提供極致體驗，同時為千行百業提供更可靠、更大帶寬的聯接服務。作為全球光通信產業的領導者，我們將長期投入關鍵技術研究，為標準發展積極貢獻。 在雲和計算產業方面，為了滿足智能世界對計算多樣性的需求，我們首次發布了「鯤鵬+昇騰」的計算戰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商業策略，構建開放和繁榮的生態。為了更好的服務於客戶，我們整合了存儲、計算及雲服務相關的資源和組織，成立了Cloud & AI BG。秉承以上的策略， 2019年，我們發布了AI處理器昇騰910、推出全球最快AI訓練集群 Atlas 900、華為雲昇騰集群服務，以及MindSpore AI計算框架等，從而完成全棧全場景AI解決方案的構建。 我們發布了沃土計劃2.0，計劃五年內與社區和高校共同培養500萬開發者，並投入15億美元推動計算產業發展。我們致力於提供穩定可靠、安全可信、可持續發展的公有雲服務和混合雲解決方案，發揮雲、AI、5G的優勢，賦能應用、使能數據，做智能世界的「黑土地」，與夥伴一起使能千行百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 華為雲業務已經進入發展的快車道，2019年的增長超過3倍，2019年華為智慧型手機發貨量已經突破2.4億臺，再創歷史新高，全球品牌知名度提升至93%，用卓越的產品和體驗贏得全球消費者的信賴和喜愛。 面向未來，秉承華為公司的願景使命，在智能終端領域，華為致力於為消費者打造極致體驗的全場景智慧生活，更進一步，華為堅持以智慧型手機為中心的「1+8+N」的全場景戰略，通過HMS（Huawei Mobile Services），包括AppGallery、HiLink，與全行業的軟體、硬體應用和服務生態夥伴，共同滿足廣大消費者對全場景智慧生活的需求。我們升級「耀星計劃」，投資10億美金扶持並建立全球智能終端應用開發者，幫助全球5G、AI、VR的技術成熟和快速普及，華為智能終端產業必將保持強勁的動力。 隨著ICT產業的高速發展，ICT的關鍵技術也面臨諸多的瓶頸和挑戰，比如摩爾定律接近極限。華為的創新戰略也進行了升級，從基於客戶需求的技術和工程創新1.0時代，邁向基於願景驅動的理論突破和基礎技術發明的創新2.0時代。我們理解的創新1.0，核心理念是基於客戶需求和挑戰，是技術創新、工程創新，是產品與解決方案的創新，是從1～N的創新，核心是幫助客戶和合作夥伴增強競爭力，幫助客戶增加收益，或者降低成本，幫助客戶實現商業成功。我們講的創新2.0的核心理念是認為未來是一個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基於這樣的願景驅動，探索理論突破和基礎技術發明，是解決世界難題，實現從0～1的創新。 作為全球領先的ICT基礎設施和智能終端提供商，華為一直致力於可持續發展，並且與全球的客戶夥伴，以及第三方組織一道推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達成。SDGs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使能作用，基於此，2019年我們將數字包容納入可持續發展戰略，與安全可信、綠色環保、和諧生態一起成為我們四大發展方向。2019年我們也正式對外發布了數字包容「TECH4ALL」行動計劃，在教育、環境保護、健康福祉方面與全球多個組織合作，科技普及天下，借力資源，不讓任何一個人在數字時代掉隊。 在安全可信方面，除了為全球200多起重大事件和自然災害提供網絡保障外，在當前全球面臨新冠病毒的挑戰下，我們將秉承承諾，履行責任，與客戶夥伴攜手共克時艱，我們的願景和使命是：把數字世界帶入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組織，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 謝謝大家。 2/ 徐直軍答媒體問 Q1：現在全球的疫情正在蔓延。在這樣的疫情下，是否會對華為的整個經營造成影響，對華為的供應鏈造成一定的影響？華為應對的方式是什麼？ 徐直軍：我們期盼著疫情能夠儘快地得到控制，也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夠得到康復。 這次新冠病毒再次提醒我們，人類生活在一個命運相連的世界，面對共同的挑戰，我們應該團結互助。病毒無國界，不區分種族、膚色、財富。在疫情情況下，我們首要保障華為公司每個員工的安全，在疫情初期，華為採取一系列的措施有效保障員工的身體健康與安全，在此情況下，來響應全球客戶和政府對抗擊疫情的需求。到今天為止，我們在中國的生產活動，已經全面恢復，在短期內，我們幫助全球客戶合作夥伴的需求沒有問題的。 大家也清楚，疫情在海外的增長還在蔓延，還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我們的供應鏈每天都在通報全球每一家供應商的動態，我們在盡己所能的支持幫助供應鏈上的夥伴來抗擊疫情，儘可能地確保生產。我們也不清楚未來疫情發展的趨勢，如果說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有少數的供應商不能夠持續供應的話，那華為能不能確保長期供應，也很難預測。我們希望這種事情不要發生，我們也會努力去確保我們的供應鏈需求。 Q2：我從香港帶來給大家的問候，很高興參加今天的在線發布會。中國這邊恢復常態，華為也在恢復常態。您覺得這次疫情的爆發，會不會讓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以後談起來就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疫情前和疫情後？因為這個疫情，華為在業務運營上有哪些根本的不同？比如說華為在供應鏈上的策略，在人力資源上的做法，會有什麼變化？我們也聽說華為在向雲上的客戶提供一些虛擬的工具，類似於這些應急的調整，在疫情過後是不是仍然持續？ 徐直軍：疫情會不會讓我們的時代分成兩個時代我不清楚，但是對於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會成為一個永久的記憶。其實對華為來講，現在還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未來該怎麼改進，目前更多的聚焦在確保員工安全的情況下，怎麼來快速響應滿足全球客戶，包括當地政府，對我們抗疫的需求。 大家都清楚，現在全球都在在線會議、在線購物、在線生活、在線娛樂，對於網絡的流量需求大幅度增長，對於網絡的穩定安全運行帶來了相當大的挑戰。華為在全球170多個國家有服務，我們在跟這些國家的客戶和政府一起全力確保網絡安全穩定運行，保證支撐這些需求的快速增長。 但這個疫情發生期間，我們也發現了華為在運營管理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和面臨的一些挑戰，這會驅動我們在疫情結束之後，去進一步持續改進和優化。 疫情讓我們發現，不用面對面開會，也能把會開好，不用面對面開發布會，也能把會開好。當然我們也發現，網絡有問題，會帶來新的看法。 Q3：2019年華為的5G銷售收入，有多少是來自於中國以外的海外市場？美國壓力對於5G的銷售，有多大的影響？ 徐直軍：2019年我們的5G收入，只是30多億美金。占我們的總收入比例、運營上的收入比例非常小。2019年整個全球5G還是處在一個部署時期，還沒有得到規模發展。當然5G在全球的熱度是前所未有的。從來沒有一個技術能夠像5G一樣，傳播這麼廣，能夠讓全球的每一個人，不分年齡，都能知道。這對我們所有的消費者能夠接受5G技術，節省了大量的傳播成本。 實事求是地講，美國對我們5G的打擊，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影響。至少給我們創造了很多工作量。我們要花大量的時間去跟我們的客戶、合作夥伴，跟政府監管機構去解釋。有少數幾個本來是華為提供2G、3G、4G網絡的客戶，卻因為各種原因沒有選擇華為的5G技術，或者部分地區沒有選擇華為的5G技術。比如說澳大利亞、挪威的個別地區，這有可能在報導上看到過。我們5G收入在中國有多少，海外有多少，這個問題確實沒有時間準備。 Q4：最近美國媒體報導，白宮考慮一項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可能會限制包括臺積電在內的晶片製造商對華為供貨，請問華為將如何應對可能更加嚴格的出口管制？ 徐直軍：我看到了路透社報導的消息，同時也看到了中國日報2020年3月29日的消息。中國日報提道：如果新措施得以實施，中國政府也別無選擇，只能對某些公司採取同樣的措施。 我想，中國政府不會讓華為任人宰割，或者對華為置之不理。相信中國政府也會採取一些反制的措施。為什麼不能基於同樣的網絡安全原因，禁止美國公司的5G晶片及含有5G晶片的基站和智慧型手機、各種智能終端在中國使用呢？就算在這種情況下，華為還能從韓國的三星、臺灣MTK、中國展訊購買晶片來生產手機。就算華為因為長期不能生產晶片做出了犧牲，相信在中國會有很多晶片企業成長起來，和韓國、日本、歐洲、臺灣晶片製造商目前提供的晶片來研發生產產品。 如果美國政府可以任意修改「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其實是破壞全球技術生態，如果中國政府採取反制，會對產業造成怎樣的影響，推演下去，這種破壞性的連鎖效應是令人吃驚的。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對於全球化的產業生態可能是毀滅性的連鎖性的破壞，毀掉的可能將不止是華為一家企業。我們希望全球產業鏈合作，希望聚焦客戶和產業界的挑戰，為全球客戶提供可信任的產品，與客戶、為客戶、為消費者提供好的產品與體驗。 我期望這條信息是假的，否則會後患無窮。全球產業鏈的任何一個玩家都很難獨善其身。 Q5：在2019年，對華為來說是比較挑戰的一年，看到了實體清單，看到了華為對FCC的起訴，同時，我們也看到了華為把很多的媒體記者邀請到深圳，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也接受了很多的媒體採訪。在未來，2020年，華為在增強透明度方面還會有哪些新的舉措，從而能夠澄清外界對於華為和中國政府的關係的誤解或者是擔心，如何去展示更大的透明度？華為2020年有什麼樣的計劃？ 徐直軍：華為會繼續按照2019年的方法繼續前行。 Q6：您之前講到，美國的這種禁令和打擊，對華為的業務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我想請您展望一下2020年的業績情況，這種禁令和5G的海外銷售渠道的困難，會對華為今年的銷售業績有些什麼樣的影響？能不能給一個關於5G手機在海外銷售的預期？ 徐直軍：我一直講，2019年是華為最為挑戰的一年，但是我們有5月16號之前接近半年的增長，我們還有大量的儲備，來應對客戶的需求。2020年是華為公司最艱難的一年，因為我們全年都處於實體清單下。產業界預測我們的儲備也快用完了，2019年是全面檢驗我們供應鏈是不是能夠持續發揮作用的關鍵之年。 新冠疫情又是一個我們沒有預想到的情況。它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金融動盪以及技術需求等一系列問題，是我們2020年沒有預測到的新的狀態。由於全球的疫情還在快速的發展過程中，我們當前主要聚焦在確保員工的安全和響應客戶、政府的抗疫需求，還沒有時間去對全年到底能夠達到多少做評估和預測，其實現在也很難去做到評估和預測。 在2020年我們力爭活下來，明年還能發布年報。關於5G手機在海外的銷售，大家都清楚，我們從去年5月16號以後，我們的新的手機都沒有辦法預裝GMS系統。為了保護全球華為手機用戶的利益和用戶體驗，華為推出了HMS。我希望谷歌應用能夠在華為的應用市場AppGallery上架，就像在蘋果的App Store上一樣，這樣共同為消費者獲得更多更好的應用。華為在海外的所有的5G手機，都能夠成為谷歌應用的用戶。我們期待5G手機在海外能賣得更多，但我們現在確實沒有辦法做更準確的預測，這取決於整個HMS生態的建設。 Q7：目前歐洲成了疫情重災區之一，您怎麼判斷疫情對歐洲5G網絡建設節奏的影響？中國的疫情受到控制之後，明顯加快了5G建設的步伐和力度，華為怎麼看今年國內的5G機會？ 徐直軍：歐洲的5G速度肯定延後，疫情有多長時間，延後多長時間。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後，中國在加快5G的建設速度。目前三大運營商都在組織招標的進程中。我相信中國三大運營商會完成他們年初5G計劃的建設量，有可能還會適當增加一點。具體增加多少，一是取決於我們能不能跟得上速度，能不能把因疫情損失的幾個月搶回來，還得取決於他們有多少預算。 Q8：我們看到華為去年的凈利潤的增長速度，是低於前面三年的利潤增長的速度，你能不能解釋一下華為在2019年利潤增速下滑的原因是什麼？我們也看到2019年海外收入的占比其實也下滑了，這是由於美國限制的原因嗎？還是說由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徐直軍：2019年利潤率下降是很容易理解的。在5月16號被美國納入實體清單以後，我們肯定要加大研發投入，努力補洞。因為突然之間大量的供應商不能給華為供應了，我們要重構我們的供應鏈。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不可能去追求維持一個和2018年、2017年一樣的凈利潤率，而不顧自己的生死。我們要先把洞補起來，把供應鏈搞好，以生存為第一目標。 海外收入占比的下降，其實是與5.16之後谷歌不再給我們新上市的產品提供GMS系統，非常有關係。去年我們在中國以外的消費者業務，5月16號之前是高速增長，5月16之後快速下降，第四季度稍微有所回升。去年在海外，影響我們消費者業務達到100億美金左右的消費者收入，肯定就帶來了海外收入占比的下降。 Q9：華為手機在國外受阻，在國內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市場份額，現在國內的廠商也在進軍國外的高端市場，想問一下華為手機業務未來如何平衡在國內外的發展，尤其是在目前疫情的情況下？ 徐直軍：其實我們的選擇很簡單，就是在國內全面推進實施我們的 「1+8+N」的全場景戰略，著力打造整個HMS生態，來支撐起我們的手機在海外的高銷售。我們當然希望，我們的智慧型手機能夠繼續使用GMS系統，但是這個決定權不在我們的手上。我們可以去做的，是去構建我們的HMS生態和AppGallery。儘管很艱難，但是也沒得選擇。華為的整個智能終端業務，肯定不會局限在國內，我們肯定是要做成一個全球的業務。 Q10：我想具體問一下關於歐洲市場的問題。目前的形勢下我們看到歐洲的多國政府正在針對所謂的高風險供應商採取相應的舉措，很多歐洲國家政府也把華為歸為高風險供應商。你能不能具體介紹一下歐洲政府所採取的這些措施，對於華為在歐洲的運營商業務造成的影響？法國、英國，可能還有其他的歐洲國家目前採取的這些措施是歧視性的，還是不公平的？如果是的話，華為會採取怎樣的舉措和行動來應對？ 徐直軍：至少從公開的報導上，我沒有聽說過哪個國家把華為定位為高風險供應商。當然現在英國已經不屬於歐洲。我覺得歐洲多國家還是在基於事實做決策。我們也清楚網絡安全意味著什麼。我們在跟歐洲多個國家政府都在保持接觸和溝通。一些事情還沒有發生，所以我們不能對沒發生的事情做太多的評價。 Q11：日本的運營商已經啟動了5G方面的部署。我們看到華為在日本，估計是被禁止參與的，華為在日本5G方面的策略是怎樣的？會圍繞基站和5G手機來進行聯合的研究嗎？ 徐直軍：在公開的渠道上，沒有聽說日本禁止華為參與他們的5G。但是我們在跟客戶、政府和監管機構做溝通，我們在日本與KDDI和NTT Docomo本來也沒有任何合作，我們只和軟銀移動有合作。我們現在的合作主要還是集中在4G領域，和軟銀移動也沒有布置多少5G基站。我們期待跟軟銀移動的合作能夠從4G延續到5G。這還取決於客戶的決定。 Q12：儘管擴大和升級對華為的限制，會造成整個行業和產業的系統性風險，你能否深入談一下，如果美國政府一意孤行，仍然選擇實施相關的禁令，這將對美國晶片產業造成怎樣的影響和挫折？ 徐直軍：這裡我不會做深入的分析。我推薦你去看美國報導的一份來自BCG的報告 「限制對華貿易將終結美國半導體行業全球領先地位」。這個報告把你的問題回答得很清楚，它的回答一定會比我講得更深入。 Q13：未來5年的時間內，你認為多廠商OpenRAN這些項目會對華為帶來怎樣的影響？ 徐直軍：我認為帶來的影響微乎其微。首先OpenRAN不是一個標準，不是5G所謂的另外一個標準，它只是一個實現架構，或實現技術。基於OpenRAN 的實現架構和實現技術上的基站，照樣要滿足5G標準，照樣要能夠滿足運營商對功耗、對性能、對性價比的需求。OpenRAN崇尚開放、開源，它只是未來5G基站的一個方式。 歷史上，在3G時代，基站的實現方式已經變過一次了，就是華為開創的分布式基站。在此之前的基站，BBU和RRU是在一起的，放在一個裝有空調房的機房裡面。華為提出的分布式基站，就是把RRU放在鐵塔上，大幅度提升了基站的性能和覆蓋，最後成為了4G、5G的實現架構，成為了一個事實標準，但這個標準不是4G、5G的標準。 回顧從2G，到3G，到4G，再到5G，3G制定標準的時候更多是聚焦在互聯互通，保證手機與基站、基站與核心網、基站與基站之間，多廠商能夠連通起來，在全球能夠漫遊，從來沒有去關注基站的實現方式和實現架構。站在運營商的角度上，他並不關注基站的實現方式，而且，我們的每一個業界玩家的實現方式並不完全一樣，他更關注的是基站的性能、質量和性價比。 大家知道，業界有一個SingleRAN，現在又來了一個OpenRAN，這些都是要滿足5G已經建立的標準，所有手機都要能夠接入基站，基站與基站之間要能夠連接起來，基站與核心網之間能連接起來。我把SingleRAN比為專用計算，把OpenRAN比為通用計算，歷史上專用計算和通用計算一直是競爭的，但是通用計算，比如英特爾一直想取代專用計算，但直到今天，專用計算的場景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尤其是AI起來後。 其實英特爾前CEO跟我交流的時候，希望華為的基站用他們的X86 CPU，我當時講，你的通用計算跟我們自己開發的專用計算啥時候在性能和成本各方面達到一樣了，那我何樂而不為，我直接用你的就可以了，何必去開發呢？ 其實大家沒有看到一件最關鍵的事，通信領域的理論、技術都是在無線領域，OpenRAN也好，SingleRAN也好，無線的RRU、AAU也好，本質上都是同樣的，都是要達到客戶需求，都是要做到高性能、低成本。 Q14：請介紹一下華為在NEW IP方面的戰略？ 徐直軍：我很高興，產業界和媒體朋友們對NEW IP感興趣了。NEW IP這個名字是我取的，最早不叫這個名字。我為什麼取這個名字呢？因為當時我們就在搞5G研究，5G叫NEW RAIDO，我認為IP面向未來的使命跟5G差不多，為什麼不能叫NEW IP呢？NEW IP對應的是NEW RAIDO，就是5G。 大家可以查一下現在的IP協議始於1969年，定性於1978年，到現在已經用了50多年的時間。原來的IP聚焦在把全球的電腦連起來，主要聚焦在辦公領域，後來延伸到移動網際網路，把手機也能連接起來。但是這麼多年來，它的技術沒法滿足這些年快速發展的網際網路對於時延和安全的一系列需求。5G當時的目標，也是在滿足不斷增長的消費者移動寬頻的需求之上，要滿足行業對時延和最大連接的物聯網需求。 NEW IP也是一樣，它在滿足移動網際網路和辦公需求以外，也要去滿足工業網際網路的需求，包括時延和安全等。所以NEW IP到現在為止還是研究課題，我們IP專家和全球科學家在一起研究探討。現在各個國家，包括義大利、英國、加拿大、德國、比利時、西班牙等，這些國家的IP專家們，都在自由地參與這個研究和創新，希望共同解決IP網絡未來的運行問題，使得我們的NEW IP能夠在幫助傳統IP的基礎上，滿足工業網際網路的需求。 昨天下午接受金融時報的記者採訪的時候，他們問了同樣的問題。我說你們不要把NEW IP直接就政治化了，這僅僅是一個純技術課題。不要一開始就認為這些專家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大家僅僅是為了解決IP面臨未來的問題，進行自由的研究和探討，沒有想像得那麼複雜，也沒有那麼多想像出來的更多的政治問題。不應該把一個急需研究的技術課題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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